读库张立宪：把喜欢的事悄悄干十年
2005年9月5日的晚上，张立宪坐在从石家庄到北京的大巴上。“本以为七八点钟就能到北京，但中途起雾，下了高速，改行国道，雾色越来越浓，车在一片混沌中摸索前行，到达北京已是晚上十一点多。”
在张立宪公开的日记中，《读库》的诞生之路就像通往北京的国道一样，雾色浓重。
在换了几家工作单位之后，张立宪像很多站在中年门槛的人一样，一直被一个问题折磨：是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挑选，继续过朝九晚五的生活，处理着一堆谁干都行的事情，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，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，不再为别人打工了。
这一天有雾的掩护，思考人生的时间也长了。
《读库》主编，出版人张立宪
张立宪一开始的设想就是做一本Mook，将这些年积蓄的作者资源，呈现在一个比较理想的出版平台上。“我的优势，就是在出版、传媒、网络三个领域，而自己想做的，就是把这三个领域的资源打通。”不过这本书最初的名字，叫《读本》。
有了最初的蓝图，张立宪一遍遍在脑海中憧憬描摹这本书的各种细节，无时不刻不沉浸在狂野的想象中，但同时也有隐隐的不安。有了这本书，生活会脱离既有的轨道，穿越浓雾之后，不知抵达何方。
他开始不断地向老友们唠叨自己的这点小念想，饭局上，电话里，有人支持，有人反对。
在一种孤单无助的低落情绪里，张立宪写下了给《读本》的六个能够成功的理由：
一，减低编辑成本。“我没有房租，没有人员工资，可以把一部分开支解放出来，用来支付较高的稿费，再加之这本书的质感如果能够获得作者首肯的话，我相信是能够吸纳过来很好的稿子的。这是这本书能够成功的最大成本。”
二，只供网上销售，减少了中间销售商的环节，可以在发行折扣上做出一定的让步，得以解放出来提高印制水平。
三，这本书瞄准的目标读者，大多有网上购物的习惯，这也将是未来的趋势。同时，如果能把原来没有网上购书的人吸引到网上，也对销售图书的网站起到拉客的作用，这样更便于使其在其他环节做出让步。
四，应该有那种一个人的、作坊式的杂志或图书。“理想的出版格局，肯定应该有大量这样的小作坊。一个人做，不仅不累，而且能将自己的编辑理念贯彻得更加坚决。”
五，所谓一个人的编辑部，其实吸纳的是周围一堆高端人物的智商，更像是一本同仁杂志。他们处于传播生态中的上游位置。“我相信我至少有这个人缘，也能够达成大家对我的信任和支持。如果我置身于一个商业机构，这些人是花多少钱都请不来的。”
六，“经过这些年的直路和弯路，我的业务能力到了能够胜任这件事情的地步。我从来没有这么清晰的念头过，这一点并不容易。”
张立宪埋头列了一张能够想到的选题单，两月一期，他脑海中的选题几乎能把一年六期都喂饱。
“大概是憋了这么些年，终于到苹果熟了的季节。”
在运通104路公交车上，张立宪又想出了“读库”这个名字。有高人告诉他，这个名字好，会有很多人帮你。
后来张立宪经常念叨这句话。
一旦开始动手做某件事，那么最困难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。摆脱无意义的纠结和拧巴，张立宪的约稿很顺利，不经意中挖掘出很多新选题。他又买了一堆有可能与读库同质的书，在对比中分析可能存在的陷阱和读库的优势。
定下《读库》的基调，“把一本书做得像一本书的样子。”
在钱柜KTV里，他约出了第一篇稿：约东东枪写民间相声演员郭德刚。
对于约稿，张立宪提出“三不”要求：不遗余力，不计成本，不留遗憾。
东东枪的这篇稿件筹备了半年，后来等文章面世的时候，非著名演员郭德刚已经大红大紫，报道和采访铺天盖地。而用东东枪的话说，“能够安安静静地与郭师傅单独沟通十几个小时的，能够到郭师傅家里，把他家中几乎所有照片从头到尾翻检一遍的，恐怕只有我。”
为了做得像一本书的样子，张立宪又在纸张选择和设计风格上较起劲来。每当疑似山穷水尽时，真的有很多人来帮读库。在解决了封面的制作工艺问题后，理想的用纸和设计完美呈现了张立宪最初的设想。
2005年10月28日，《读库0600》的500本样书送到了张立宪家里。
他形容那一天的心情，“满足得直哼哼”。
故事开始了。
读库做到第六年时，鼓捣了一个六周年视频，拿到七周年的读者见面会上放，用的是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的配乐。
看看他们是怎么一步步走来的：
2006年，这一年的主题词是“一本书的诞生和成长”。“青衣张火丁”拍摄计划开始执行，这本书一做就是四年。
2007年，尝试做了两款笔记书，遭到出版商和发行商的怀疑，但被读者称为NB。
2009年，《青衣张火丁》结出果实，老课本再版计划开始执行
2010年，在各地读者的组织参与下，《我的抗战》完成了“史上最省钱”全国巡映。
9月11日，淘宝店用两年半时间达到三个皇冠。
2011年，《共和国教科书》出版，一些人多了亲子共读的时光，另一些人产生了生儿育女的愿望。
……
读库傲娇地告诉大家：“我们按部就班地做了起来，就顺理成章地活了下来。”
宣纸版《共和国教科书》系列，勾起了许多怀旧的情思
最初，张立宪宣布要做读库的时候，他的很多朋友都迷惘：虽说是厚积薄发，支撑前两年没问题，但后面稿子的来源和质量怎么保证？
事实上，同期很多知名作家创办的Mook，多数都浮浮沉沉最后销声匿迹。
对此，张立宪倒是信心十足：“不是我们攒了多少好稿子，攒一百篇稿子也就够三年五年的。当一件事情做起来的时候，它会给你的格局带来意想不到的变化。”
读库的六年一路走下来，稿件来源不经意建立起一个人肉“云计算”系统。很多读者通过投稿成了作者，或是推荐和“举报”其他作者。“很多读者会向我们举报线索，这就实现了我们很好的选题储备和来源。这种线索是靠我个人的视野、跟朋友间的吃饭聊天完不成的，那样的同质化也会伤害《读库》和读者。所以现在总会有一些让我们很意外的东西出现在《读库》上。”实际上，现在《读库》稿件的大部分作者，张立宪都没见过本人，都是通过邮件和电话联系。
曾经有一位知名杂志的主编问张立宪，我们也可以出很高的稿酬，为什么他们不给我们寄稿子呢？
张立宪认为，对于一些作者来说，看重的不是稿费，而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在编辑的手上增值。“他可能觉得我这个编辑就像保姆一样，把他的孩子寄托在我这里，他可以很放心，我把他这个孩子教育一番、打扮一番，他觉得合适，甚至让他有惊喜。归根一句话，一种被认真对待的感觉，一种专业范儿的处理方式。”
很多媒体在报道读库这样一个带有“同仁”意味的出版团队时，总是不自觉地带有一层悲壮的感情色彩。张立宪倒是不以为然，读库的足迹走到第六年，并没有勉强支撑，他狡黠地说，我们赚了钱，“还没想好怎么花，是该买飞机呢还是买游艇呢！”
虽然是玩笑，但他一直强调的就是，图书出版的资金门槛并不高，也不应该高。对于读库，“不需要太多钱来掺合，最终也挣不出太多的钱来。”
六年前开始做读库，有朋友问他，谁给你投资？答：我自己投。
第一期读库的印制花了两万，加上稿费和其他开支，成本是四万元左右。并不吓人。
张立宪说，他看过太多资本在文化领域落荒而逃的结局，“大家还是太迷信资本的权力了，却不在乎智慧的含量，坚守的价值。”所以，读库的基调是“时间没有下限，成本没有上限。”
关于投入，读库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例子之一是《青衣张火丁》。这本舞台摄影画册，前前后后拍摄和制作了整整四年，共有十三位摄影师参与，专门拍摄的照片六万多张，整本书的投入超过百万。但张立宪并不愿用耗费的资金来量化读库的投入。“一株植物的长大，你看到的是花多少钱买种子，施多少钱的肥，最后能卖多少钱，但我更喜欢看到它扎根的土壤，它在阳光下的呼吸，它在风中摇曳的姿态，以及它的果实的饱满。如果这本书能让大家满意，靠的肯定不是花钱多或少，而是我们的扎实、诚恳、勤勉和谦卑。”
《青衣张火丁》拍摄和制作了整整四年，投入超过百万
从2008年开始，每年11月初，读库都会做一场读者见面会庆祝走过新的一年。地点遍及京城各大知名文化场所，从涵芬楼，时尚廊书店，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，到去年的鼓楼西剧场，用去年的现场主持白岩松的话说，“读库已经大踏步地行走在通往国家大剧院的道路上。”
第一次做读者现场会的时候，张立宪惊讶于读库有这么多八零后的读者，而去年的九周年读者会上，九零后已经快占据半壁江山。关于读库的读者群体，张立宪不愿给出一个明确的画像。“现在都提倡大数据管理。有很多营销专家问我们，你们有没有对你们的用户做过数据分析？我觉得不用做。因为你做的话，参与的人也并不是全部，难免失真。”他更愿意在这个什么都讲究精准的数据管理的时代，过得模糊一点。关于读库的读者，“我知道他是在这个时代还愿意花钱买书、还愿意花时间看书的人。这个就够了，别的什么职业、地域、学历、性别、婚姻状态、消费能力、星座和上升星座， 都不重要。”
读库九周年的见面会上，张立宪与主持人白岩松大谈“九零后”
虽然张立宪并不非常认可将读库称为“文化品牌”，但从商业运营的角度来看，读库团队的产品线已经极大丰富，从最开始一年出版六本的《读库》，到亲子共读的读库绘本和读库童书，再到各种笔记本、日历等产品。虽然读库的疆域不断扩大，但张立宪并没有给这张版图绘制细致的条块划分。“随兴做一些有趣的书和有趣的东西。”
“我们现在有时间，有心力做更多的事情、更多的东西了。”张立宪认为，一个读书人，他会跟这个世界、这个时代很好地相处，他的生活也会很有力，很有趣，很丰富，肯定不会比那些不读书的人更糟糕。“除了书之外，他也需要别的东西。我们只不过是暗合了这样一个产品规律而已。”以前，出版社的人只想做书，把一本书编完了，就再去编下一本书。“我觉得我们如今在做反这种模式的一种模式，比如说丰子恺，在我的想象中，丰子恺在我们的产品线里，就是一个专区，跟他有关的什么都有，不仅仅是书，或者画册，有笔记本，有书签，有复制画，有茶具，有布衣——抱歉我的想象力就只能这么贫乏。我觉得这可能更符合现在大家的消费习惯，也更符合现代的商业逻辑。”
2014年，读库卖得最好的书是梅厄夫人自传《我的一生》，而就是这样一本书，别的出版社同行却“学不了”。“我们现在活得还不错，这个不错不是靠我多么能熬夜，也不是靠我多聪明，比别人更会编稿子，靠的正是我们现在建立起来的这种业务模块、生态环境，所谓体制的胜利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关键。”
读库的淘宝店是2008年开始做的，当时张立宪连怎么开网银都不知道。他最初的想法仍然是依赖电商和传统渠道，但慢慢做下来就发现问题很大。“我今天送到当当网，他过些天退回来，又给亚马逊，过些天又退回来，再转到三联书店，转一道手，书就磕磕碰碰几次，品相大受影响。而且，你对它的库存状况、销售状况并不了解。”有了自有渠道，仓库剩多少本就是多少本，“所以我们的库存所见即所得。我一看低于五百本了，马上安排加印，不至于说我刚刚安排加印，又被退回来三千本。我们的销售数据是即时的，直接的。”而读库做的很多都是精装书，包装复杂，依赖传统渠道的销售和配送都难以想象。
仍以《我的一生》为例，“单说那个书盒，它的物理成本是五块钱。在传统的图书定价体系中，我们就按六折往外发货，如果成本增加五元，定价就会被放大到十块到十五块，就因为这个书盒，就要让书的定价涨出一二十块钱，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就弱了许多。但是在我们的直销平台上，五块钱就是五块钱，我就提高五块钱的定价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这本书的定价是五十六元，还包括物流费用。”
一路走走想想，张立宪说，“特别喜欢把一件事悄悄干十年的感觉。”现在的读库站在十周年的门槛上，他有了更多切实的想法，“已经知道未来下一个十年要做什么了。”只是，保密，“筐已经准备好，然后，就是在时间的长河里，往里面一个一个放东西就行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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